高先生眼里的渥太华终究是隔心隔肺的。他承认青山绿水可以修心养性，同时怀念杭州丰富多彩的夜生活。生意走上正轨，基本上处于自动运行状态，反而更让他无聊。这里不需要宴请工商税务。政府部门给纳税人服务，除了办事效率低下，再没别的毛病。
高先生商科出身，擅长发展人脉。在国内的时候，各官方检查部门都由他一人搞定。在渥太华一起吃过几次饭，我就领教了他的本事：中文，英文外加广东话三种语言随意切换，从来不曾卷了舌头。
他把所有人的口味都照顾周全。谁家的琐事都记得，什么话头都能轻松接起。真正是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。如果给他围上条围裙，他就是那阿庆嫂，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”
这等人材，浑身的本事在渥太华全无用武之地。就像水浒传里卖刀的杨志，“空有一身武艺，找不着一个识货的”。难怪他郁闷。
郁闷之余，他家里经常设宴跟杭州旧友聚餐。我嫌他们大多语言无味，坚辞不去，偶尔去了也是坐会儿就走。为此高先生经常责我“太清高”。我先生通常会留下，我就晚些再去接他回家，以免他酒驾。好在我们两家离得不远。
（4）
有一次快半夜了，我先生还不来电话。我决定自己开车去高先生家看看究竟。打老远就见他家院子里灯火通明，人仰马嘶。高先生的邻居牵着自己的德国牧羊犬，站在他家门口，满脸狐疑。盯住高太太问是否需要报警。屋里几个男人试图夺回王先生手里的椅子，他家墙上一个大洞。
高太太看我来了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揽着她的肩膀去卧室；不忘告诉她家邻居，我能讲英语，如有必要，我会报警的。邻居那条半人高的德牧训练有素，冷静地审视着面前的闹剧，我估计高先生的酒醒了不少。
高太太告诉我说，她先生一直如此。平时像个好人，喝完酒开始耍酒疯，打女人打孩子。墙上那个洞就是他用椅子砸的，刚才几个男人都拉不住他，就跟吃错药似的。
高太太自己是堂堂名牌大学科班出身的化学工程师，她家国内的工厂靠她把关新品配方和产品质量。没想到人后有这么多委屈。记得我第一次见她曾经叫她“红姐”，被她婉拒。她要求我称她高太太，想要时时提醒高先生她的正室地位。
我给她拿来纸巾，“要我报警吗？就算他今天没对你动手，砸墙也是家庭暴力了。何况家里有孩子，让孩子看到这一切也是家庭暴力。”
“不用啊，千万别报警！他是我老公啊。明天酒醒了，他就正常了。”
我又气愤又无语。对和错明明都摆在那里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件事不对。
高先生后来试图找我问罪：“听说你打算把我送监狱去，你够狠啊！我一直对你不错吧？”
我说：“你早该去！和那帮家暴男每周末聚会一次服刑，平时正常上班养活老婆孩子。我还真不是吓唬你，再有下次，我不报警也有你家邻居报警。”
“你们渥太华的人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呢？你来这儿时间太长了，给同化了。”
我说：“同化了不好吗？女人就该被家暴男欺负死？”
高先生虽然嘴硬，行动收敛了许多。高太太对他的变化非常满意，经常跟我说：“幸亏我们移民了，否则我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我儿子说了，四年居住期一满就入籍，坚决不回广州。＂
高先生依然思念着他的广州。广州家里来人探亲了。高太太的父母一起过来，看看女儿一家定居生活的地方。
高先生每天尽职尽责开着他家的丰田七人座，带全家出去玩。所有景点逐一逛过来。公司也很少来。我可以理解中国人的骨肉团聚之情，全力支持。
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准备晚餐的羊排，接到高太太电话：“你赶紧来，我们出车祸了。”
高先生的车在拐弯的时候没有给迎头过来的直行车辆让路，迎头相撞。偏偏对方车辆是个四驱越野，毫发无伤。偏偏高先生那天开得是太太的丰田花冠，不是他通常开的七人座大车。他家的受损车辆被拖车送到修车厂，那儿的老板第一反应是：＂死了几个？这车还修什么修，撞成这样了，直接报废啊！“
当天花冠车里坐了五个人，四个受伤，分送三个医院。高先生是唯一没受伤的人。他和我先生光找着那三个医院在哪儿就费了半宿功夫。车祸刚出的时候，据说警车，拖车，消防车，救护车都来了。救护车来了不是一辆，是一串儿。
最早到达现场的竟然是７号台新闻采访车，这帮新闻从业者真是无孔不入。记者们一打听，“没死人？那没啥可报导的，撤！”于是记者摄像一行人匆匆登车离去。气得高先生大骂新闻记者都是冷血动物。
警车随后赶到，对浑身沾着不明血迹的高先生毫不同情，当场给了一张“严重疏忽驾驶“罚单，扣分加罚款。还好无数路人停车相助，有人抬车，有人义务翻译，有人打电话，有人陪伴伤者。高先生总算不能再抱怨墨尔本老百姓不厚道。
那天我先生陪着高先生在三个医院往来穿梭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才回来。我在家里接听电话兼翻译，手机都烫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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