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侠之立
“侠”曾是天朝历史上实存的一种社会现象，在其成为文学角色之前，游侠就是一种社会角色。司马迁曾据实记述了侠的行迹，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言道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己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困厄；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之后，法制日趋健全，侠失去生存空间，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消失了。但是，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，侠义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，却保留下来，并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，演变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古典性的文体。
封建文人将shen张正义、反抗现实的理想寄托在侠的身上，企望侠能在法外“替天行道”，正因为如此，封建传统侠客形象具有先天的人格缺陷。最早的“侠”——荆轲、聂政之流，受尽主人恩惠，成为刺客。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，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，称之为“死士”更为恰当。《水浒传》中塑造的梁山好汉们，打出的口号倒是正大光明——“替天行道”，颇有些“为国为民”的味道，但其中的李逵、武松等主要人物，都有滥杀无辜、草菅人命的嫌疑，有失侠义本色。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，但其中的人物都会“飞剑取人头”、“口吐白光”，半神半魔，半妖半仙，称之为侠却是有些牵强。
武侠小说到了金庸笔下才彻底割除封建痼疾，传统“侠客”意象得到了长足发展。在早期几部书中，金庸按照正宗的天朝侠义观念——儒家之侠的观念来书写。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陈家洛、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，不仅具备行侠仗义、扶危济困的品质，更秉承汉魏以来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的精神，以民族大义为己任，这种精神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郭靖身上发展到了最高峰。书中郭靖的行为做派完全是一种醇正的儒家风范。更重要的是。金庸借郭靖处处强调他对“侠”的两种境界的认识：“武辈练功习武，所为何事？行侠仗义，济人困厄，固然乃是本分，但这只是‘侠之小者’，……‘牢记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。”儒家的传统理论和英雄的具体行动达到了惊人的一致，或者可以说“侠就是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和实现者。”2.
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金庸儒学侠义观发展成熟，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，“在金庸笔下，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，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。”传统的侠义精神在被金庸剔除了其中的快意恩仇、好武任侠等封建元素之后，加进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，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，在人格上有了升华，侠义精神因此发展到了新的高度。然而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，也因此出现了败笔。对于主人公郭靖，金庸表现出一种超乎艺术范畴的偏爱，甚至有时不惜扭曲其正常的人性。由于不堪没有节制的英雄道义的重负，郭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偶像，或者说，被神化了。泰戈尔有诗说：“鸟翼系上了黄金，它就再也不能飞翔。”对英雄人格的道德提升无意中倒成为戕害英雄人性的致命武器，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。
二、侠之变
武侠小说向来都是把“大侠”写成“英雄”，由“大侠”创造“历史”，金庸早期的作品也由这样的倾向，陈家洛、袁承志都有很大的“立功”志向，尤其是郭靖，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“民族英雄”，但他很快就发现，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真实的，侠客在历史上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，人物本身也不应只是简单的道德符号。金庸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继续探.索“侠客”的前进道路，传统的“侠客”意象在金庸小说中开始渐次消解，出现在他书中的主人公不再仅仅是正义的化身，简单的“为侠而侠”，而是具有更多个性解放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异类“侠客”。
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杨过或许只有视为郭靖的对立补充面才能更清楚他出现的意义。和郭靖的单纯爽朗相比，杨过的性格中多了些狂放、狡诈和轻佻，甚至不乏自私、残忍等yin暗面。较之郭靖，杨过的形象显然更具弹性和张力，因而他的大侠历程也会艰难得多。杨过生命的主题就是“复仇”和“爱情”，金庸将人物置于传统体系桎梏中，力图表现自由的人性追求和传统礼教的对立，但对小说紧张曲折的情节追求导致了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处理。围绕冲突和矛盾的解决，小说铺陈出跌宕起伏的情节，支撑起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，与此相照应的是杨过内心世界“神性”对“人性”的克服。为了成全杨过，金庸设计了过多的巧合和奇迹，经过冗长的心里冲突和刹那间可疑的顿悟，杨过终于成就正果，得以与郭靖比肩。虽然大团圆式的匆匆收场意味着金庸仍未跳出原有的束缚，但杨过形象的塑造已暗示出金庸对郭靖成功的一定程度的怀疑，暗示了他笔下“侠客”发展的潜在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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